你愿意为别人孩子的梦想买单么？

对当代人，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你愿意为别人孩子的梦想买单么？这需要诉诸道德力量，然而一个不道德的社会，没法成为一个更好的社会。

从五十年代到当下，半个世纪之间，美国梦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哈佛教授罗伯特·帕特南所著《我们的孩子》一书中，新旧对比之下，变化惊人。他回忆自己五十年代的高中时期，当时还在种族隔离之下，如果同学遭遇困境，即使是黑人孩子，社区中总有人挺身而出、施以援手——无论学校老师还是球队教练，或者只是教堂里遇到的长者，甚至身披皮草的贵妇。也正因此，一个孩子的人生之路，首先取决于他们的“才华”和“进取心”，而不是他们的出身与阶层。

五十年代的帕特南家乡克林顿港，似乎处于黄金时代，虽然存在阶层差异，却有着相对公允的社会流动性。这也是五十年代美国的缩影：”经济和教育高速发展；收入平等程度较高；邻里和学校内的阶级隔离维持在低水平上；种族间通婚和社会交往的阶级壁垒也可以轻易打破；公民参与度高，社会凝聚力强；出身社会下层的孩子们有着充足的机会去攀登社会经济的上行阶梯”。

随着经济波动以及新阶层的崛起，游戏规则开始改变，社会观念也截然不同。今天的美国，种族隔离或许取消了，阶层隔离却无处不在——从邻里隔离到教育隔离。更为重要的是，一些不平等被视为正常，不要说无人关注的下层孩子，即使如一位叫切尔西的中产阶级孩子表现优秀，其母亲也将之归功于家庭努力。因此，她母亲也觉得帮助别人孩子不可思议，“将来要是我的孩子成功了，我可不认为他们应该把钱送给那些终日无所事事的家伙，他们可没有为我孩子的成功付出过什么。”

弱连接与社会资本

在《我们的孩子》中，作者通过数据比较提出颇为尖锐的问题：那就是贫穷并没有如同人们设想的那样使人们的关系更紧密。亲密关系往往被定义为社会中的“强关系”，是可以获得情感与经济支撑的关系，在同一个种族中，前五分之一家庭比起后五分之一家庭的亲密好友多20%到25%，即使同一阶层，白人具有的亲密朋友比起黑人多15%到20%。如果再考虑到在社会关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弱连接来看，黑人和白人的差异更大，黑人的弱连接相对而言少于白人。弱连接虽不是那么密切的关系，但往往能够对求职就业等重大问题给出重大帮助。

虽然人们往往把自我的选择定义为肤色或人群，但其实更关键因素在阶层。对比之下，如果是中产阶级的孩子，即使发生人生变故，往往有不少正式与非正式的指导者出现，这些关系往往源自其家庭背景以及阶层环境编织的安全网，从而不至于彻底堕落。并且阶层决定了他们的教育、眼光，以及对待成功和失败的不同态度。

人不是原子，即使号称个人主义的社会，也往往需要更好的社会环境，这既包括学校等公共机构，也包括完善的社会网络，这也是社会资本的体现。虽然社会资本定义众多，但帕特南认为，总体而言，社会资本代表了家庭、朋友、邻居、熟人等非正式关系，也包含公民组织、宗教机构、运动团体、志愿者协会的参与，是预判个人与社区幸福的强指标，这也意味着社会资本的不均等扩大了青年人的机会鸿沟。

从历史来看，无论纳粹主义还是极权社会，其集体主义的社会结构并不是简单排斥个人主义，恰恰是利用了原子化个人的特性，使得政党吞噬了社会；如果是独裁或者极权，或许可以说领袖吞噬了政党——切断社会联接，恰恰是1984式社会得以存活的基础。

在民主社会，即使人与人不完全隔绝，但阶层之间分割甚至隔绝也会削弱社会共同体的价值。香港的邓永锵爵士在接受FT的几次采访中曾表示，他讨厌被称为社会名流，但在精英主义备受打击的今天，他也不讳言自己是精英，社会也需要精英，而且表示自己恰恰是是社会主义者，展示精英生活是为了激励底层，使他们更加努力地爬到精英层。

邓永锵的话未必中听，却道出部分实情。精英主义并不可怕，但如果精英和下层继续保持隔绝，那么更为可怕。

比较典型的情况已经在欧洲出现，即使经济发展最好的德国也不例外。《反社会的人》是2012年德国《明镜周刊》畅销图书，作者是记者瓦尔特·伍伦韦伯。他认为，德国上层阶级也就是人群中的1%，默无声息占据了社会总财富的36%，低调生活在媒体的视野之外；而绝对的底层，以接受社会救济生存的庞大失业人群，则和社会主流日渐疏离。正因为上下层阶级和主流社会脱节，社会结构处于逐渐分化瓦解的过程中，而代表德国精神的中产阶级在默默承受，也在默默买单。

这一情况初看下来，有点类似孙立平教授的所谓“上层寡头化,下层民粹化”，但是其背后原因和中国可能还是区别很大。成熟民主社会承平日久，因为利益格局固化，容易出现“搭便车者”，使得政治参与感降低；而对比之下，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反而对于政治八卦额外关心，就是因为担心利益受损。

互联网与阶层数字鸿沟

互联网曾经被认为可以改变世界，抹平一切差距。但不少研究显示，网络交往也无法完全替代真人交往，从而缝合萎缩的社会关系。

天涯若比邻的时代，对于互联网的使用同样显现出明显的阶层偏好。即使今天互联网的链接在美国和中国等地已经不存在太多障碍，但对于互联网的使用还是暴露不少差异。不少调查显示：中上阶层往往把互联网当作信息收集和提升个人的工具，而下层阶级往往倾向于把互联网当做休闲娱乐工具；并且，前者分辨信息真伪以及搜寻信息方面的能力也高于后者——这在信息越来越多、人类阅读越来越浅层次的互联网时代，越来越重要。

从前互联网时代到今天，阶层始终存在，未来的AI等技术创新并不会带来实质性改变，甚至阶层引发的数字鸿沟更值得关注。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隔离会使得社会资本降低，无论表现形式是冷漠还是对立。美国曾经被认为不同，但随着社会僵化，也开始步入欧洲后尘。

回看美国，美国社会尤其是民主机制运行基础，也在于其社会资本。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政党为了取胜而使用的两大武器是办报和结社，而以政治为目的的结社自由是无限的，这事实上也是公民参与的表现。“参与社会的管理并讨论管理的问题，是美国人的最大事情，而且可以说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乐趣。从这里，你可以看到美国人生活习惯的细节。”

托克维尔眼中的美国人，从男人到女人，都对于社团生活有兴趣。对比别的国家，人们喜欢”把自己关闭在狭小的自私圈子里，四周筑起高墙和挖上深壕，与外界完全隔离开来”。美国人则完全相反，“如果叫他们只忙于私事，他们的生存就将有一半失去乐趣；他们将会在日常生活中感到无限空虚，觉得有难以忍受的痛苦。”如此广阔的社会基础，以至于托克维尔深信，倘若专制制度将来竟有一天在美国建立，那么消除自由所形成的习惯将要比在压制人们对自由本身的爱好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难。

追根溯源，美国梦对于美国社会的阶层融合，或许是一个起点。而这也属于即将被遗忘的誓言与原则。

“美国梦”并不是美国建国之初就存在，这个词语进入美国流行文化是在1931年。那是一个人心凋敝的时代，不少人甚至因为找不到工作养不活家人而自杀——媒体人沃尔特·李普曼写道，“整个民族精神不振，人人觉得自己孤零零的，谁也不信，啥事也不信，甚至对自己不信任了。”也正是在这一年，詹姆斯·亚当斯创作了《美国史诗》，宣称“让我们所有阶层的公民过上更好、更富裕和更幸福的生活的美国梦，这是我们迄今为止为世界的思想和福利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从而激励了一代代失落的美国心灵。概言之，“美国梦”诞生于困境穷厄之中，却拥有了重振美国人民的强大力量。

美国梦本身的力量，不仅在于成功，更在于其机会平等的感召力。对比中国，父母期待的是阶层跃升，而美国人的期待则务实得多。饶是如此，在阶层固化的洪流面前，“中国梦”和“美国梦”其实存在共构之处。

即使到了今天，美国人对于结果平等仍旧有很多争议，但对机会平等却几乎毫无疑义，达到了95%的认同度。这意味着大家相信，通过努力可以改变自身处境。这是美国梦的基础，也是社会的道德基础。

在“美国梦”面临破碎的今天，出路在什么地方？答案还是回到过去，从故事开始的地方结束。如果教育是问题，如果起点是美国五十年代小镇的黄金时代，那么更好的方式弥补不断衰败的社会资本，还是呼吁公众参与，激发他们的道德力量把别人的孩子当做自己的孩子，以整体视角对待社会，使得人们愿意为我们的孩子整体买单。

非洲有句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对当代人，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你愿意为别人孩子的梦想买单么？这需要诉诸道德力量，然而一个不道德的社会，没法成为一个更好的社会。